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--陈绶(受鸟)

2012-09-19

1928年夏季,我从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,和同了5年班的好友阮冠世一同投考当时就全国闻名的私立南开大学。北京考场中,我们有幸成为200多人中仅有的考进南开的两个。从女子中学到男女同校的大学,从北京初次离家到天津,从走读到住校……哈!对我来说简直是改天换地,充满了异样、新鲜、兴奋的感觉。而且又能和好朋友在一起生活和学习,出入与共,甭提多么快活了。下面就分段谈谈我回忆中那时的南开大学。

一、西柏树村

西柏树村,简称西村(现在专家楼、谊园的旧址),是我进校时惟一的教师住宅区。前排8所,后排6所,两头各两所,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群落。我们女生宿舍就在前排中间的5号和6号。当时全校女生只有30来人,每间3人,住得很宽裕。因为地处教师住宅区,女生们和一些师母以及她们的孩子都比较熟。这使初次离家的我们感到了家的温暖。记得最令我们爱戴的是黄钰生教授的原配夫人梅美德。她把我们当成她的小妹妹,常约同学们去吃饭,要不就来宿舍看望,嘘寒问暖,无微不至。70年后的今天,这一切,包括她当时的音容笑貌,还仿佛就在我眼前耳边。

每次考完试,暑假来临之时,我和阮冠世总不舍得立刻回家,愿意享受一下西柏树村的清净日子。宿舍里几乎没有别人,我们看书、游玩,好不自在。思源堂(现在的旧化学楼)西边有一个大钟(抗日战争时被日寇掳走)。钟旁有一个挨墙子河的码头,有船租。从这儿上船往南可通到青龙潭,那是个挖土做砖形成的大水塘,也就是今天的水上公园了。而从码头往西划是通向英租界,还可北至卫津河。暑假里,有的老师就会约上一批放假不回家的男女学生,泛舟青龙潭。

在离开学校十几年后的1946年11月,我和吴大任带着我们因躲避战乱而在四川出生的两个孩子,一家人互相扶持着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南开园,住进了西柏树村。

二、在南开的学习生活和教师们

我就读数学系,系主任是姜立夫教授;阮冠世读物理系,系主任是饶毓泰教授。理学院还有化学和生物系,邱宗岳教授是理学院长兼化学系主任。生物系主任是李继侗教授。我一年级时的必修课是姜先生教的微积分、饶先生的物理、司徒月兰先生的英文和瞿兑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。由于姜先生的建议我还选修了商学院由何廉先生教的统计学。

那时南开大学的理科教授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。所以课本多为英文版,讲课也多半用英语。幸好我在中学的数学、物理课本也是英文的,看书和听课还不至于困难重重。

姜先生上课,只带一张写了提纲的日历纸。他讲课非常清楚简洁,板书也整齐,记笔记很方便。他从国外订购了一套几何模型,有时会带上一个模型上课,对学生了解空间及作图有很大帮助。有一次他讲到极有意思的地方,忽然把右脚向左脚一并,同时叫上一声“All right!”随着他的情绪和举动,同学们立刻受到感染,并对数学更加喜爱。在每一堂课后,姜先生必留作业,限定第二次上课放在讲台上。第三次上课时发下来,已经都改好了。如果有很多的数字计算,就要我们在小方格纸上把每个数字整整齐齐写在格子里;发下来时,即使有一个数字错了也被改正。这使我们写作业一点儿也不敢苟且。

教物理课的饶先生上课别具风格,除讲课外,特别喜欢提问学生或鼓励学生发问,课堂上生动活泼,师生融为一体。一次,他讲到分子运动的速度时,我举手提问:“那为什么烟囱冒出的烟那么缓慢呢?”饶先生不是斥我无知,而是先鼓励我说:“问得好!”然后再加以解释。有时他讲理论,让学生举例,无论举例正确与否,他总是表示欢迎。这样上课学生容易接受,并且增加了对物理的兴趣。

何先生教的统计学是商科二年级的课,他们一年级时学了经济学,我没有这个知识,听课有时不懂。何先生也用英文教课,内容有很多是有关物价指数的问题,而我对经济是一窍不通,学习有困难。幸而留的作业都是查指数,大量的指数作业往往花掉我周末的半天。我看商科二年级女生很轻松,后来才知道,她们是一人做、多人抄,所以不费时间,只有我亏了。学期末考试,我只得了75分,这可是我有史以来的最低分。我拿着卷子去问何先生:“我认为我都答对了,为什么只有这个分数?”何先生说:“因为你没有用英文答。”到了第二学期,我发狠自学了英文本的经济学,学年考试时,用英文答卷,果然得了90多分,我好像是出了一口气。20年后,由于国民党不让张伯苓兼任南开大学校长,何廉任了校长,那时我也成了南开的教师。一次教师会上,他坐在长桌一端的主席位上,忽然发现我就坐在远远的另一端,立刻把我叫去坐到他身边。想不到近20年不见,他还记得这个争分数的学生。

我念得最失败的是英文课。我在中学读的英文课本是轶事之类的故事书,文法没有学好,只会背几页书。大一时的英文老师是华侨司徒月兰,她教的是19世纪文学评论。我压根儿没学过什么19世纪的英国文学,怎么也读不懂这本书。司徒先生上课不说一句中文,常叫学生回答问题,特别是要学生用英文讲解某个生字的意义。我邻座的万家宝面无难色,应对如流,我可不能。于是我每次上课前必须把生字的同义语从词典上查出来注在书上,以备抽问。可是,司徒先生见我底子差,就问我最简单的字,如“stand”、“say”这一类的同义词。这下可糟了,我查同义词时并未想到竟问容易的,全查了那些难的!所以就更答不出了。二年级的英文是她姐姐司徒如坤教,读一本传记,容易多了,我才放心不少。这说明“高攀”是不适宜的,按自己水平循序渐进地学,才会有收获。

瞿兑之先生教我国文,这期间倒有一件故事。瞿先生是训诂学家,一次下课把我留下问我:“你的名字是一个白字,不见经传,但我了解你父母都有学问,怎么给你取这样一个名字?”我也知道我的名字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到。回家问父母,他们都否认是自己取的。我是家里第八个孩子,又是第六个女孩,叫什么名字,父母其实并不关心。后来才知道,在父亲出外工作,我上幼儿园时,是哥哥按姐姐们都是“鸟”旁排行给我胡取的,多半是以为(受鸟)字代表羽毛漂亮的绶带鸟。

三、理科师生同乐会

一年级时,我们参加了两三次理科师生同乐会。同乐会是学生主办、请老师们参加的一个娱乐会。平时老师们教课严肃认真,学生们对老师毕恭毕敬。可在同乐会上,我们可以没大没小、任意顽皮,老师们也如家人父子,和我们一起开心玩乐。现在我记述两次同乐会的内容,以见70年前师生关系的一个侧面。

在一个同乐会上,除理科四系老师外,还请了商科的何廉老师。何老师彼时新婚不久,夫人姓余。会上姜立夫先生出了个谜语:“Imaginenary num-ber。”女同学叶恭绍马上猜着了,怕别人抢先,一口气说:“Imaginenary num-ber是虚数,虚数是i,i是我,我是余,余是何师母。”说完后,自觉失言,羞得不得了。师生都不免哈哈大笑,真达到同乐的目的了。

另一个同乐会上,卞学瑾、卞学钧姊妹和几个女同学编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“大狗传”。大狗是一个极知名的男同学的外号,他功课好、人缘好,同学们当面背后都叫他大狗,他也不生气。这篇文章编了他很多故事,也编进了一些与老师同学名字谐音的字眼,如吴大人(吴大任)、姜立夫人(姜立夫)、饶毓太太(饶毓泰)、张景太太(张景泰)、软贯柿子(阮冠世)等等。开会时,老师学生都到了。卞学瑾主持。在念这篇文章之前,她宣布:“我念到‘大狗’二字时,人人都要从座位上起来,自转一圈。”文章内容多半是给大狗开玩笑的,因此也多次提到“大狗”两个字,大家一听到“大狗”,就开心地起来转圈。一篇文章念下来,每人都转了若干次,也笑了若干次。等到文章念完,所有的人——包括老师姜立夫、饶毓泰,在开心之余,都发现自己被愚弄了!原来“传”与“转”同音,“大狗传”也就是“大狗转”——大狗才要转,每个与会者一听到人唤“大狗”就转,岂不都成了大狗了!事隔70年,想来仍不禁莞尔。(参加这会的人,现在还有吴大猷、陈省身和我健在,都90岁开外了.)

四、男女同学之间

那个时候,男女学生交友恋爱是无形的。我不记得见过拉着手、搂着腰或在僻静处促膝谈心的男女同学。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们管物理实验的老师走了,四年级的吴大猷代管实验。做实验的学生只有我和阮冠世两个。吴大猷背着我写条子约会阮冠世,而阮冠世却背着吴大猷给我看条子,要我陪她去赴约。我摆脱了她的纠缠,逃回市里哥哥家。晚饭后回校,阮正和吴在校门外桥上等我呢。从此以后,吴常找她,但只能在宿舍门口谈话,因为宿舍无会客室,男女学生又互不被允许进入对方的屋子。他们这样很不方便,所以每次两人约会,总拉两三个“萝卜干”,那就是和我、二年级的叶恭绍还有四年级的杨照,常常浩浩荡荡很惹人注目地四五个人去校内小铺吃点水果,之后再在校园里转上一转。叶和杨还不知道吴、阮的关系,跟着一起玩。后来知道了,就在宿舍里跟阮冠世开玩笑。第二天饶师母告诉我,你们谈话我们都听见了。原来我们的窗正对着他们的窗,听得很清楚,这一下饶先生才知道他的两个高足在搞恋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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